——《南方人物周刊》第563期
作者:本刊记者 韩墨林
“恐惧是内心的,特别是当你成为所谓的最好的主持人,得到了很多美誉,你就很害怕失去,所以片刻都不敢停下来,如果强迫自己做一个停止,那个时候会很害怕。”
需要鸡汤的人多了,熬制鸡汤的人也就多了
人物周刊:《朗读者》第二季播出之前,你提出过要增强节目的思辨性,迄今是否满意?
董卿:满意。
人物周刊:“思辨”体现在哪里?
董卿:对当下的社会话题有更多关注。任何人都不是单独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他总是跟你周边的一切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们关注到了带有一定新闻性或者社会性的话题,也希望能突破《朗读者》作为一个纯粹文化节目的边界。比如《痛》这一期,女童保护是全球关注的话题,我们看到早几年奥斯卡颁奖礼或者艾美奖颁奖礼上,很多海外名人在参与这样的呼吁,所以去年筹备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话题。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有与国际同步的视野。
人物周刊:会主动寻找社会议题?
董卿:如果可以的话,会。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新闻节目,也只能在“如果可以”的范围内。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催泪,你觉得这是好的倾向还是不好的倾向?
董卿:都不是。看一个节目流泪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好节目,或者它是不好的节目。我们从来不以是否能让大家流泪来考量,从来不,它绝不是我选择的标准。
人物周刊:情感释放和理性思考,彼此的内容会相互挤占吗?
董卿:情感和思想并不矛盾,有思想的人难道就没有情感吗,有情感的人难道就没有思想吗?情感不好吗,什么时候这个社会变得一说情感就变成羞愧的事情了?如果流眼泪、说感情、说情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就崩塌了。
人物周刊:嘉宾励志向上的人生经历,你觉得是否太过共性?
董卿:难道我应该去选择那种特别颓废、特别丧、特别灰,让人看了想去死的人吗?
人物周刊:不是。但《朗读者》是读书和读人生,而人生具有更丰富的层面。
董卿:你为什么爱读书?读书难道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安慰吗?读书难道不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去生活、认识这个世界吗?其实我们也不叫读书节目,我们是做一个和文字有关、和文学有关的节目,它的目的和初衷,是听别人讲的时候,能获取一些启示、感动,从对方的成长中获得力量。我把嘉宾请来,是认为这个人有价值,从他的经验当中可以获取很多营养。我的确有这个目的,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心灵的抚慰。
人物周刊:既然和人生经历捆绑,那嘉宾会提出想读自己写的东西吗?比如日记之类。
董卿:有些嘉宾也曾经提出,“我能不能读我自己的东西”,但如果不是专业文字工作者,一般我们不太会同意,因为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节目,它一半是访谈,一半是在读文字,那个文字必须是有含金量的,虽然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但它还是有一个质量的标准。作家可以,作家是我们导演特别钟爱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是靠文字吃饭的,相比普通的人群,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人物周刊:会有意选择励志人设的嘉宾吗?
董卿:不,其实我们对已经有比较鲜明人设的人上《朗读者》是有顾虑的,我们希望他的人设是我们节目给定下来的,而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有了,再到我们节目里来给他刷层漆。
人物周刊:比如嘉宾俞敏洪,他身上就有昔日的鸡汤教父人设。
董卿:俞敏洪的故事有它的价值,他提炼出来的鸡汤是建立在他自己非常扎实、也并非一朝一夕的奋斗的过程当中的,对不对?而且他一直到今天依然处在一个焦虑和不安的境遇当中。人的多面性也不是没有体现的。
人物周刊:在意《朗读者》被贴上“鸡汤”这个标签吗?
董卿:不在意。所谓鸡汤恰恰说明了今天受众的一种浮躁,需要鸡汤的人多了,所以熬制鸡汤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他们只见到最后那个汤端上来了,但这是一只什么鸡,这只鸡是在山里养的还是在农场养的,是公鸡还是母鸡,养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鸡肉我炖了一小时还是一天,他不管。对于我们来讲,这只鸡是我从山里抓来的,我褪了毛、杀了鸡、炖了一天,把最最精华的部分提炼出来,连汤带肉给到你了。所以就算说我们节目在做鸡汤,那我觉得这个鸡汤也是高浓度的、极具价值的。
我做了认为对的事情,不需要回复质疑
人物周刊:会不会看网上对你和《朗读者》的评价?
董卿:也会。
人物周刊:印象比较深的负面评价是?
董卿: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情感节目,是一个爱哭的节目,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读书节目。看客有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个我比较尊重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当时是为了开一个研讨会在网上搜我们的节目,看到斯琴高娃在哭、徐静蕾在哭、麦家也在愁眉苦脸,他根据这些评价我们是一个哭的节目。可是网络传播有它的属性,那些东西是传播最广的,他没有时间来看完整的节目,就断章取义地评判你,这让我觉得有些忿忿,但也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这人属于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后也心平气和了。
人物周刊:对这些在意吗,会天天搜吗?
董卿: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但不够自信的人才天天搜,我不太搜。
人物周刊:的确有人说在《朗读者》中,你的泪点变低了。
董卿:没有“变”,我一直是泪点比较低的人。从记事开始,我就很容易被感动。有一次我跟爸妈看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被冤枉了的黑人要执行死刑,看到他那种恐惧和无辜的眼神,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难为情。现在也是,看一篇文章、一篇报道,甚至那么一个片段,我也会感动。最尴尬的是在飞机上看电影看得哗哗哗,边上的人像看怪物一样看我。我一直不想去改变,这是本性,很难改变。
人物周刊:《朗读者》里催泪的内容是不是计划中的?
董卿:其实后期剪辑的时候,剪掉了很多我哭得比较明显的镜头,我怕别人说节目有一种引导性。
人物周刊:跪地采访许渊冲引起的讨论,你怎么看?
董卿:我觉得今天的人所关注的点永远让你觉得啼笑皆非,我看到了好多关于这事的标题,什么“跪下去的是身体,站起来的是精神”,我当时就说,我干主持人已经23年了,嘉宾的位置比你低很多的时候,小朋友也好、残疾人也好、坐轮椅的老人也好,你很自然地就蹲下去或者跪下去,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个事。不过他们也可能借此来弘扬一种礼仪,这样我也不反对,我觉得我不发表任何看法,任它去。那负面的东西我就更不发表看法了,因为它本身就不存在什么作秀的问题。
人物周刊:荧屏上的言谈举止,遇到类似的过度解读你担心吗?
董卿:有一些(担心),但没办法去控制别人,只能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就不需要去回应那些所谓质疑的声音,要一一去回应的话,就没有时间去做你该做的了。
我敢、我愿意做那个负责任的人
人物周刊:假如你是《朗读者》的嘉宾,会选什么主题词来朗读,想过吗?
董卿:“第一次”。
人物周刊:为什么?
董卿:因为第一次意味着尝试和进步。你也不知道这个开始对日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如果有很多的第一次,人生会变得不一样。第一次的后面是无数次,无数次才酝酿了第一次。就像我自己,也是无数次上台,无数次拿麦克风开口,无数次对着那个机头灯讲话,所有的酝酿、积累、沉淀,才会有那么一个第一次。第一次,和之后的无数次,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在里面。
人物周刊:你看重这种仪式感吗?
董卿:确切地说是意义。
人物周刊:“知性”“优雅”等公众标签,加上《朗读者》期间的“知识分子”“才女”,这些标签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董卿:有,但还好,可能会成为一种推动力,会下意识地去充实自己,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标签之下,说一个你认为的弱点。
董卿: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偶尔会急躁,团队可能会看到我比较狰狞的一面。
人物周刊:急躁的导火索是?
董卿:工作达不到标准。我最近一次比较厉害的发火,是在上一次录制现场,我们请来了数学家丘成桐,他是对整个世界的数学发展都有巨大贡献的人。他当时读《归去来兮辞》,但他的口音重,观众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我之前要求加上字幕,但出现的问题是,它永远和嘉宾朗读的语速对不上,要么就快了要么就慢了。当时我就蛮生气的,因为我觉得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而耽误了嘉宾和观众的时间。我当时就跟那个导演说,你知道丘成桐的一分钟意味着什么吗?他的一分钟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改变、人类的进步,你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他只要在这一分钟里面有一个发明、有一个新突破,这对我们人类社会都会有影响。那个导演后来哭了。
人物周刊:你哭过吗,工作的时候?
董卿:他们经常问我,你那么累,有没有哭过?没有。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怎么把这期节目做出来,这种状态下,你会有特别强的防备心,就是“我有重任在肩,我要把它做好”,那种时候你不太可能去掉眼泪的。掉眼泪往往是出于一种极端的信任,人在设防的时候是不可能流眼泪的。
人物周刊:在团队中,听说你是比较强势的角色。
董卿:其实在任何团队里,最终是要有一个能说话算数的人,这无关强势或者不强势,而是有一个要负责任的人,他(她)有一个肩膀,必须扛起团队的担子,做定海神针,无关强势,只是你敢不敢、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我想说我敢,我愿意。
人物周刊:遇到过磨合问题吗?
董卿:整个团队从第一季开始,就是从各个地方抽调出来的,有些之前是做真人秀的,有些是做纪录片的,有些是央视的。所以可能各个团队的风格甚至做节目的理念都不一样。去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看片子,我告诉他们哪些片子是值得参照的,哪些片子不是我们的风格。这就能让所有人慢慢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这两年在台底下的表达超过了过去五年说话的量,我一直少说话多看多听,但当你做了这个角色,你就不得不多说,说到你觉得筋疲力尽、口干舌燥。
人物周刊:你容易被说服吗?
董卿:我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经常他们说了很久,也没有说服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固执己见。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明确我到底要什么的人,你把你想说的事情说清楚了,我能够按照你说的去做,说不清楚,那对不起,你就别说了。
恐慌被取代,恐慌别人把你遗忘
人物周刊:你曾经做过冲动的决定吗?在你的整个人生里面。
董卿:我觉得我当时想要做《朗读者》就很冲动,不知道这事到底能不能做成,如果做成的话能不能做好。经过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人手,也没有经费,还没有节目的编制。
人物周刊:听说这个节目计划很久……
董卿:但很难。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做。在台里一个项目要立项是要经过好几层的,先是分管领导、频道总监,然后台编委会,一次一次地阐述才能立项,立了项之后才可以到广经中心,作为项目去找赞助商,然后去找团队。团队也不是一个两个就能够做成的,最开始就一个、两个,然后到三个、四个,慢慢地,才有了《朗读者》。
人物周刊:之前采访说爱读书是做《朗读者》的初衷,你平时读什么类型的书?
董卿:主要是小说,文史类。看《简爱》的时候,会觉得女性在面对爱情时,希望是平等的。还有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为了爱情不惜飞蛾扑火,其实我们都可能在某些时候有过这样的冲动。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时间读书吗?
董卿:独处时间会变得很少、很奢侈,因为很难保证3点、4点、5点到家以后还能阅读,这是做这个节目小小的失去的东西。但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因为我们是一个季播节目,我们已经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了。
人物周刊:遗憾吗?
董卿:遗憾,也有获得。没想到会那么困难,如果是这么这么难,而且要舍弃这么多,也许我会再想一想。但我想说一个最开心的事情,是最近喜马拉雅反馈给我的一个数据,当时播出了八期,收听已经是1.2亿了。意味着什么?八期也就是两个月,突破了1.2亿的收听。但最让我高兴的不是这个数据,而是前5的排名里,除了胡歌、张一山是因为粉丝经济以外,另外三位全部是非演艺界的,薛其坤、贾平凹,还有黄泓翔。这三个人朗读的内容,文言文、方言、中英文,我们之前一直担心大家能不能明白,能。
人物周刊:舆论有让你担忧恐惧的时候吗?
董卿:恐惧是内心的,特别是当你成为所谓的最好的主持人,得到了很多美誉,你就很害怕失去,所以片刻都不敢停下来,如果强迫自己做一个停止,那个时候会很害怕。你只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就会很恐慌。你会恐慌你20年获得的东西没有了,恐慌被取代,恐慌别人把你遗忘。
一点一点突破,树立自己的风格
人物周刊:有新闻说,你离开春晚,是为了陪伴家人?
董卿:其实上不上春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决定,人上或者不上,不是个人意愿。
人物周刊:离开春晚舞台是什么心情?
董卿:这天终于来了。
人物周刊:终于来了?
董卿:对。站上春晚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永远的舞台。我2002年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底就进入了春晚剧组,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从站在最边上的那个位置,慢慢通过努力一点一点站到最中间的位置、所有目光都看着你的那个位置。但那个位置一定不是永远的,这个是我很早以前就很清楚的。
我为什么会特别刻苦、特别努力,为什么那么不爱惜自己;我为什么作为女性,可以熬大夜——他们说女人不能受累、不能受气、不能受寒,我全受了;我会生白头发,会长皱纹……我特别舍得把自己给出去,可能也因为知道不可能永远在这个舞台上,所以要做最好的自己。
人物周刊:没有失落?
董卿:对,我特别平静。朋友说你别看了,赶紧去度假吧,就好像出了什么事似的。我觉得我就在家里吃年夜饭,吃完饭赶紧把电视打开,就像很多年以前没有上春晚的时候那样。惟一不同的是,现在年夜饭吃得更好了。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第一次陪父母看春晚,聊了什么?
董卿:父母跟我一样,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说以前你上,就总有不上的一天对不对?不上就好好过年,不是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而且毕竟我从电视里的人变成了一个身边坐着的人,对他们来讲也蛮愉快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时代不属于你了”?
董卿:各领风骚多少年,现在很难判断多少年了。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规律吧,人的成长、成熟、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很难说我要去逆转它,但你可以通过努力延长一部分,让你的有效期变得更长一些。
人物周刊:晚会舞台的局限和个人风格有妥协吗?
董卿:任何一个节目、任何一个平台,都有它的属性,你总会受制其中。传统媒体有传统媒体的方式,网络节目有网络节目的风格,没有一种是完美的,但你要判断自己更适合哪一种。
人物周刊:你当时的困扰有哪些?
董卿:比如说一个节目有太多的游戏环节,我就不是很喜欢了,就是没完没了的蹦跳那种。过了蹦蹦跳跳的年龄吧。我总是努力想说一些我认为更有价值的。其实这二十几年来,我就是一点一点在突破,一点一点在探索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能在什么时候说,说写什么最合适。
全国有一支庞大的主持人队伍,真正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很少,而真正能被大家记住的屈指可数。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限制,但更重要的是人。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限制,你抵触吗?
董卿:作为一个主持人,当主持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以后,就是你明白你不是简单的传声筒,你是一个人,你在节目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么我就会去想,就会开始改一些文案。但不是所有撰稿人都乐意你改他的稿子的。
人物周刊:有过争执吗?
董卿:可能不小心是会让人不高兴。有时候撰稿人写的东西是有套路的,我尽可能尝试加一些感情和一些观点。但主持人说的话是可以剪掉的,你可能准备了很久,被剪辑掉,这就会受到一些打击,觉得时间都白花了。
人物周刊:想过放弃吗?
董卿:没有,我要做得更好,做到你剪不掉我的话。
人物周刊:央视在你眼里有哪些功利的地方,哪些温情的地方?
董卿:央视既不功利也不温情。用“温情”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单位……并不合适。单位是一个客观、理性、职责分明的地方,一个工作的地方。你是谁,你要做什么,把什么事情做好、对谁负责,这些是最重要的。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被别人认可?就要全力以赴,获得机会。
人物周刊:有没有不公平?
董卿: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央视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平的一个舞台。我很感激央视,不是套话。
人物周刊:你认为央视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吗?
董卿: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可能是我自己忽略了性别,我从来没有想靠我的性别优势去获取某些条件,没有因为是年轻的有些姿色的女性,就可以怎样怎样,如果这样做,你会自食其果。反过来讲,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可以不用像男人那么拼命,我也不太考虑这个,在我眼中,男性和女性都只是在这个平台上工作的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