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2017年2月24日​​​​

编辑:徐婉青

记者:孙佳音

 

小编的话:

         “请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读一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文字。”一年前,董卿很想做这样一档文化节目。一年后,她以主持人和制作人的身份,携《朗读者》与全国观众见面。

  掌声涌来,她却一刻没有放松和停歇。首播当晚跟团队开会至凌晨一点,第三天在机房盯剪辑待到四点,第四天午夜时分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因为第四天起要连续八天进行节目第二批嘉宾的集中录制。她说,为了这个节目,自己都熬出了白头发,“我有次拿着镊子对着镜子,回想这一年,真的是几番山穷水尽,又几番柳暗花明。”

 

壹 变成了“祥林嫂”

  “这一年,我变成了一个‘祥林嫂’。作为主持人,我真的不爱讲,为节目我都做了些什么。但是做制作人不一样,你要在节目远远没有成型之前,就不断地去跟人讲,热情高涨地推销你的理念、你的诉求、你可能做成的样子,很多次讲到别人眼里放了光,也有一些时候连自己都会怀疑,讲得那么好,但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呢?”从频道提交方案,到台编委会讨论通过,可能只花了一周的时间,但接下来的路却走了漫漫近一年,“似乎就在眼前了,但又其实还很远,隔着万重山。”

 “最初就是我、刘欣和他的一个制片主任。我们仨没有办公室,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就到处‘流浪’,在台里的咖啡馆开会、见人。” 董卿告诉记者,慢慢地她攥集到台里各频道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些人来了又走了,一些人留了下来。

        为了节目噱头,他们还花很长时间讨论过“赛制”。是的,赛制,还在办公室用纸牌推演,如何淘汰如何晋级,因为很多人完全不相信一档“光朗读的节目”会有收视;为了拿下赞助,董卿被拉着去见了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潜在广告客户,滔滔不绝大半个下午,但很可能人家只是为了跟她合个影;为了呈现效果,她跟着一起找场地,对灯光,主动约访了大大小小的制作公司,别人甚至会问,“今天真的是董卿来跟我们开会吗?”​

 

贰 文化节目不好做

        是的,文化类节目很不好做,没有起伏、没有狗血,甚至《朗读者》连竞技的噱头和悬念都没有。于是,“我们花一年时间建了一个‘读库’,有几百个篇目,每一篇都是我们在办公室读过、筛过的,甚至有一些,叫我当场泪流。现在想起来,那些下午都挺美的。”于是,团队只能多做再多做功课。每个嘉宾镜头前6分钟的采访,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录制,一个小时之外是更多的前期采访和沟通。比如,她自己去人艺两次拜访,终于从《李尔王》的排演厅“借出”了濮存昕一晚上,来给首期节目打头炮;比如当晚华丽收官的翻译大家许渊冲,“邀约到老先生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最初上门拜访许先生很高兴,而后节目一直没有推进,也就搁置了下来,导演再去敲门的时候,老先生就很不开心,觉得我们是一群有头无尾的年轻人。不过导演没有气馁,买了果篮带着诚意再登门道歉。” 董卿强调说,“许渊冲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嘉宾,他让大家知道我们想做成一档怎样的节目。”

  节目业已成功首播,激赏以及明星经纪人的电话纷至沓来,但董卿依旧觉得焦虑。一方面还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录制,你想要的人不一定都能来;另一方面,你想要的效果也不一定完全能呈现,“读本的选择是很艰难的,要跟嘉宾的性格、故事契合,又要尽可能兼具文学性和情感的饱满度,适合电视传播。” 正像董卿自己所说的,作为制作人,她经常忽略了自己在台上好看不好看,而关心节目好看不好看。

叁 从来就享受压力

  文化节目不好做,但董卿说自己很享受,人在压力下全情投入、释放的这个过程,“很过瘾”。或许,从她进入电视行业的那一刻,她就是这样一个要给自己不断加压,一次次挑战自我的人。

  1996年从浙江到上海,两年后她终于等来了《相约星期六》,但她很快就告别了这个“爆款”。11个月后,跟着老领导和老团队,一起去了全新的上海卫视,原以为上星频道会天地广阔,却不料“没有人没有钱没有机制,跟我现在做《朗读者》有一点相似”,聊得兴起,董卿也不忘再“祥林嫂”一把。“于是我们承接了很多本地的晚会来做,也正是2000年悉尼连线上海的那一场卫星直播成就了我,拿到了第二年的全国金话筒奖。”如今讲来轻巧,但董卿当年的老领导告诉记者,在悉尼的时候,任凭当地华人企业家和社会团队如何盛情邀请,她每天就待在宾馆吃着盒饭,而理由甚至有几分可笑,“‘万一吃海鲜拉肚子怎么办,要上台,我必须保持最好的状态’,当时她这么坚持,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感动。”这个小故事董卿大概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当时全国没有人认识她,“叶惠贤老师后来告诉我,他去参加评奖,大家都在问‘这个女主持人是谁,哪里的’”。

  这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女主持人,很快就来到北京,或许她心里想要告诉世界,她是董卿。

  当年,央视西部频道成立,橄榄枝递来,思量再三,董卿决定放弃上海的闲适优渥,提着箱子就到了北京。没想到,这箱子一提就是整整两年。《魅力12》这档节目非常辛苦,辗转祖国西部录制,又是董卿完全不熟悉的民歌领域,“最初,我真的分不清陕西民歌和山西民歌,也不知道内蒙古的花儿和宁夏的花儿有什么区别,”董卿说,在那两年里,她有过很多灰心丧气的时候,“你觉得你明明很努力,花了很多心血,却没有多少人看到、关注你的成果”,甚至有一些夜晚,她独自对着厚厚一摞稿子,“想撞墙”。但回头看,她说那是不知不觉的成长,“我很感谢那些压力、迷茫和无措,让我变成了现在的‘董卿’,一个想要知道稿子的每一个字背后故事的主持人。”​

 

肆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个想要知道稿子里每一个字背后故事的“董卿”,在西部频道整整两年摔打历练后,2004年进入了央视最人才济济的文艺频道,并且很快迎来了属于她的那一届“青歌赛”。能够完成任务,父母就该很为她骄傲也很满足了,但这个上海姑娘让父母和自己都更加惊喜,“我敢说,我用尽了我百分百的努力,完成了非常漂亮的原始积累。” 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艰苦的闪着光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

  “青歌赛”历史悠久,以至于赛制非常完整完善,各个环节间主持人也就没有太多可发挥的空间,董卿之前,由于是直播节目,大多数节目主持人都视“青歌赛”为滑铁卢。尤其,也从来没有人要求董卿去改变或者突破,甚至没有人告诉她可以去做一些选手和嘉宾的采访。“我最初是因为惶恐不安,怕直播节目出问题,就对所有选手逐一耐心地做功课,比如去看他们唱的每一首歌的词曲作者,去翻找资料。但当时都不敢问,‘我能不能在这里跟选手聊两句’,只能见机行事。”于是,每天直播完开会,她会得到一点小肯定,然后慢慢变成大肯定,到20场直播进行完一半的时候,“我知道这事儿成了”。

  而后,她很快在第二年站上了更大的舞台,第一次主持央视春晚。而后的故事,全国观众都非常熟悉了。

  当我问董卿,会跟22年前的自己,12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她稍稍沉思了一会儿,这样答我:“你现在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 她说,自己在乎的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加有毅力、有耐力,也有勇气的人,“就好像在做《朗读者》的过程中,我每一次几乎绝望,每一次丢失掉了信心,却又在第二天早晨,把它轻轻捡拾起来。”​


记者手记: 为观众,想做得更好

  《朗读者》首播当天,董卿一早就在工作群里问,今天去哪里看节目啊?从动议到筹备,从春天到又一个春天,首播对她和她的小伙伴们,“是个事儿”。后来她找了一间朋友闲置的大间房,带了两瓶红酒去,惴惴不安地,守着电视机等着李云迪的钢琴声响起,等着节目正式开播。董卿说,这甚至是她从业22年来从没有过的忐忑。

  当晚九点半,第一期节目在胡德夫的歌声中温暖收官。董卿说,终于可以干了手中的那杯酒。但几乎不敢片刻松懈,团队立马就地开会,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半,激动地总结得失,尤其逐一列出遗憾和缺漏。

“你知道吗,我最近一次流泪就是《朗读者》首播那天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开着会,我爸发来微信,很长很长。我能想象他跟我妈看完节目,戴着老花镜,用手写笔涂涂改改,花两个小时,艰难地写了这样一条微信给我。” 回忆起当晚,董卿拿出父亲那条微信来跟我分享,董爸爸写道:“真是不简单、不容易、不寻常。你的大半年的呕心沥血,多多少少日日夜夜的殚精竭虑,终于结晶出耳目一新的精品力作。” 这是父亲的爱和鼓励,但还有这个忠实观众的诚恳意见,“在好评声中也要倾听不足和缺撼。你妈讲的我也有同感,前头层层叠叠,容易失去不够耐心的观众,能否尽快开门见山,让观众及早知道朗读者究竟想讲什么……” 董卿说,自己当时眼泪就簌簌下来了。

  “这一年,忙成这样,对他们,对孩子都是有歉疚的,但看到他们扎扎实实的鼓励和肯定,你又会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而且想要更努力,做得更好些。” 言语里,有一个女儿对父母的抱歉和感激,更有一个电视主持人对观众和节目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