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2017年第6期 总第345期
封面人物:董卿(口述)
本刊记者 余驰疆 (整理)
很多年以前,岩松采访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问“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依然需要古典音乐”。那位教授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因为人性的进化是非常缓慢的。”
对于文字,亦是如此。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语句,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碎片化的信息,虽然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刷出,被看到,但它们的生命往往也只有几个小时。
2014年我在美国进修,在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些学生组成小组,每人带一本书,在草地上朗读、分享。其实在欧美,朗读是一种传统,作家毕飞宇参加完《朗读者》后很激动地给我发了长长的短信,说他去荷兰、丹麦参加书展,看到世界各地的作家聚在一起,在酒吧里朗读文章——有人读,有人听,像看电影一样稀松平常。他说:“在那些人的世界里,每天的生活似乎还比我们多了一顿饭,耳朵的饭。”
教授的话与学生们在草地上朗读的画面,成了我的灵感来源。从美国回来后,我想观众对我是有新期待的,我能做些什么?能让大家看到什么变化?要不要做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不管受众有多少,至少能让人看到我所思所想的节目?
答案是肯定的:我想做。
我一向对人,对文字特别感兴趣,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唤醒大家对一些文字的记忆,重新发现字里行间的隽永之美。于是,就有了《朗读者》的方案。
一个节目的漫漫征程
2016年春节过后,我趁着回家休息的时间写起了节目方案,把内心的想法变成文字,之后再逐步完善。开始只有两页纸,口头跟领导讲述,他们觉得还不错,不论央视还是其他地方媒体都没有见过这样以朗读为呈现方式的节目——以前节目的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艺术,但我要做的是一个以文字为寄托,用朗读表现情感的节目。我相信,文章的背后,是人。
两三个月的时间,两页纸变成十几页,成为一个详尽的方案,开始了它在台里漫长的审查时光。央视的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从频道的节目部到频道总监到台编委会,台领导,逐一审查,立项时还要编委会投票决定。我记得立项那天是全票通过,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听说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况。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要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节目,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想让我做这个事儿,都期望它变成现实,我突然觉得压力倍增。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打交道、八面玲珑的人,不太擅长把方方面面都摆平。做主持人20多年,我只要把自己这摊事做好就行了。但是制作人就需要顾及所有,从最初的团队搭建,到节目形式,再到录制、剪辑。我们的文学统筹包括铁凝主席、余秋雨、王蒙、冯骥才、李敬泽、康震等老师,还有音乐总监姚谦、舞台总监王晓鹰院长。我反反复复地拜访、请教。他们都跟我说这个节目应该做,让我得到了很多信心。
可是真正上手了,就发现道阻且长。身为制作人,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我去找,去谈。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特别唠叨,喋喋不休。就像进入一个流程,一按开启键就自动滔滔不绝,跟团队、专家、广告客户,一遍一遍地解释,说的都是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时候特别疲惫,就恨恨地问身边的人:“像不像祥林嫂?”
那时候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有时不是没时间睡,而是睡不着——我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采访一个人一定是要做功课的,有时甚至得花一两天反复阅读每一位嘉宾的资料。节目里一位嘉宾的采访只有六七分钟,但其实录制时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小时。我们一次录4场(分4天录),一场6个嘉宾,光是采访就得花20多个小时。他们问我:“你的脑子是电脑吗?” 我说不是,只是我所有时间都在想这个事儿。
录制前一晚,工作人员是不能来找我的,我必须把第二天的东西完完整整过一遍。到了上台前还有人问这个道具怎样,那位嘉宾怎样,我就说:“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但是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得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我也没有心思再去把自己捯饬得很好看,美美地主持。
别人让我找一点办法消除紧张,我说没有办法,就是去做。站起来,走出去,走到一个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事。所以上台后紧张感自然就没有了,我发现自己太熟悉这个节目的角角落落了,我比任何一人都清楚。
但我最怕的,还是团队的不自信。这几年大学毕业的导演不少是做真人秀节目出身,他们跟我说那个节目组怎么做,那个又怎么做,但真正做到人物专访,做到文学类的,几乎没有。一开始,团队里的人会质疑,比较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很难做。” 不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没有观众。” 很快,团队里出现了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的问题,一些人走,一些人放弃,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我可以承受所有领导、专家对我的质疑,但是很难承受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我只能一遍遍阐述我的观念、我的理想,说到最后自己心里都在打鼓。有很多时间,我一人坐在角落里,心里很纠结,感觉那是一个漫漫征程,看不到光明到底在哪里。
你没有给,不代表年轻人不喜欢
不录节目的时候,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一定守在办公室,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找到我。开会的时候,我也顾及不了措辞的优雅、温婉,经常直截了当特别严肃地说:“不行,不好。” 选读本,我的要求是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鸡汤,绝对不走朋友圈的风格,我要的是能引起共鸣的经典——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说,应该是中学课本的水平。我要求所有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之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了。
当时,有人提议像一般节目一样,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因为白纸黑字是安静而充满力量的,那不是一些夸张的表演,激烈的声效可以达到的意境。当我们阅读文字,就会知道它们是如何从一个人的思想落到纸上,又是如何从纸上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最终形成新的感悟。那是一个付出心血,是一个反复创作,因人而异的过程——电视有直观的美,文字有朦胧却无限的美。所以到后来,编导们看样片,都说:“我净看屏幕上的书了。”
当时有人打击我,说干嘛要采访96岁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年轻人不care(在乎),年轻人喜欢网上那些吸引流量的东西,喜欢热闹的节目。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如此低估年轻人呢?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对好坏难道没有判断吗?就像李宗盛当年特别恼怒音乐市场,说:“你老是给人吃猪食,那人就真成了猪了。” 我们只给年轻人创作口水歌,他们就以为这世界上只有“神曲”了——一切只是因为你没有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
节目录制经常要到半夜12点,甚至有一次到了凌晨两点半。但是很多年轻观众会一直待在现场不走,有的家长半夜找不到孩子,就上网查我们的录制地点,打电话过来说:“你们是不是骗子?我家孩子怎么不见了?”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被节目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文字吸引,他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共鸣。
首播那天,我们组里核心导演群20多人,找了一个朋友不住的两室一厅,聚在一起看播出。我的手机开始不断振动,有联系的、没联系的、干这行的,不干这行的,远远近近、老老少少,一下子又汇拢到“身边”。那一瞬间尤为感动,觉得这一年心血没有白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播出一结束,二十几个人马上关了电视开会,总结,检讨,每个人都深陷在情绪里拔不出来,开到凌晨1点半夜没有散去。
这就是创造的魅力,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喜欢像芥末一样的字句
已经忘了究竟是在大学毕业离开宿舍以后,还是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以后,每天睡觉前一个小时的阅读成为我雷打不动的习惯。我的卧室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电子产生,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然后就睡觉。
我相信书是可以穿越时光的,我现在还能想起学生时代的午后,阳光洒在课桌上,知了不停地叫着,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入睡,我的手边可能就是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我总爱俄罗斯文学,因为这个民族在经历苦难之后能做出深刻反思,并且会在文学作品中有特别淋漓尽致的体现。我看书、看电影、都不能接受太过平淡的东西。我欣赏极致的情感,偏爱像芥末一样能瞬间让我热泪盈眶甚至不能呼吸的文字,像《红楼梦》《茶花女》,还有《约翰·克里斯多夫》,那种经历过世间百态之后爆发出的力量也特别吸引我。我想,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朗读者,每个人都会于某一种文字缠绵,而我喜欢那样的字句,天性使然,也是经历使然。
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虽不能说是居无定所,但也称得上是经常迁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在上海待到7岁就去了安徽,在安徽又是7年,之后到嘉兴念了初高中,5年后到了杭州,最后进入浙江电视台,开始职业生涯。
一路上,我遇到很多严厉的批判,但我是天蝎座,给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反抗力。我爸爸有一句“名言”,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所以我从小就被“逼着”背诗、读书、抄古文,但他从来不给予赞美。工作之后也是如此,我在浙江台时挺好的,后来到了上海台,从春晚的剧务做起。到央视时我已经拿过“金话筒”了,但仍然清晰记得那时的文艺部主任过来跟我说:“听说你是拿过‘金话筒’的,你凭什么拿‘金话筒’啊?” 原话。我觉得特别挂不住,但还是保持了一个很完美的微笑:“可能是评委厚爱吧。” (后来我们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他对我的夸奖也是毫不吝啬。)
就像这样,人生会面临很多打击,但人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类似的境遇下慢慢修复,修复好了,就能以一个更强大的姿态出现了。而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那些激越的文字,那些励志的篇章会成为我内心的后盾。所以在节目里,我为耶鲁归来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选了迟子建的读本《泥泞》。那里面写道,北方寒冷的天气,在冰雪融化之后,就是泥泞的。但那种泥泞,它既是贫困的符号,又是一种希望——冰雪已经融化,春天即将到来。
看,文章靠着想象,根本不需要提到悲伤或希望的字眼,却让人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情感,这是多丰满的美。
尽管有许多特别热爱的书,但我不会反复去看,时间有限,要把时间留给新鲜的东西。这个世界上能反反复复看的,只有唐诗宋词。因为它们短小精悍个,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不同生命阶段读一首诗、一首词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我喜欢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大了之后就会爱苏东坡、陆游、觉得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他们都写在诗词里了。小到儿女之情,大到朝代更迭,他们将万千思绪都化进好友间的一席围炉夜话,那是在历史长河里的豪迈之美。
在上海工作时,我有过心情低落的时刻,就在家读唐诗宋词,反复读。那时才懂得,诗词的韵律、意象,看似简单,却又不简单。“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没有一个字不认识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背。但千年来只有李白写出来了,而且它依然会流传下去,永远流传下去!这个太伟大了,字面上的极简和它背后所包含的山川纵横的情怀让人赞叹不已。这种能力现代人是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诗词大会》火了。那些韵律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光听着,你就觉得亲切。
这个时代缺乏纯粹的精神食粮
不久前,我在机场过安检,工作人员一边给我盖章一边特别激动地说:“那个校长(郭小平)太伟大了。” 郭小平花了12年时间,在争议中坚持为艾滋病儿童创办学校,只为让这些孩子接受与正常人一样的教育。在《朗读者》现场,他朗读了一首吉卜林的《如果》,勉励那些孩子“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他读出的文字,与他的故事碰撞,那种冲击力是令人震撼的。我突然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故事存在,我们的节目就必须存在。
节目火了,我也有了许多反思。出现了这种所谓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这难免与现实有关。这个节目的火爆恰恰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匮乏——如今纯粹的事物太少,充斥在我们四周的都是感官的或者一时喧嚣的东西。
现在很多演员主动联系节目组,但不是所有当红的找来我都要。有人说谁谁谁几百万、几千万粉丝,我就回答:“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许渊冲先生还没有微博和朋友圈呢!”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理解文字之美的人,真正能传递文字价值的人。喧嚣、流量、不是我要的。
再过10年,我可能更自信了,自信到我做一个节目可以什么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台机器在院子里,放一本书在那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安安静静地说文字里的故事。
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情感,这是最难的。
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愿望,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个人都能进去在狭小的空间里朗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希望可以通过《朗读者》和“朗读亭”,激发起一部分人朗读的习惯。
或许有一天,我能听到身边的人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带着书上哪儿读一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