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第797期 2017年3月27日
作者:记者 | 周甜
“要让很多人自由地行走”
中国新闻周刊:《朗读者》嘉宾的选择标准有哪些?
董卿:谁来读,读什么,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不是说所有当红的我都要你来,它有一个选择标准。我觉得除了他对这个社会有一定贡献,有影响力之外,他还必须真正具有个人魅力。个人魅力这四个字你别看它很简单,可是节目播出之后你也能感受到有些人就格外有魅力,你跟着他就心潮澎湃。
像许渊冲先生,他就这么摇晃着从那个门里进来的时候我眼睛就已经湿润了。他的步态是老人的,笑容是孩子的,一颗心是壮年的。我觉得这种人是极富个人魅力的,他永远有颗赤子之心。我们说真善美这三个字已经被用滥了,可是你看到他就知道什么叫真善美。许先生也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新闻周刊:邀请许渊冲先生来《朗读者》,担心过观众的接受度吗?
董卿:最初我在列名单的时候是有疑问的,九十六岁,年龄偏大,翻译家,这个观众能接受吗?现在年轻人都不爱看这些。但是说句实话,这次做《朗读者》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对我当初的一个判断感到暗自庆幸,我一直说,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审美和他们的智商。他们是在一个更加富裕的、更加强大的、更加安定的、更加开放的社会中长大的孩子,他一定会有更多的见识和更多的思考。你不要以为他们只看什么节目,把他们给定性了,他们很幼稚,他们很浅薄,绝对不会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给到他们,你给到了他就会接受,他和你一拍即合。
我始终认为,年龄一定不是什么代沟。就像我做这个节目,我已经四十岁了,那看我们节目的好多是二十岁的人,许先生都九十岁了,我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很强大的代沟是无法逾越的。但有一点是,你怎样通过电视工作的手段,通过你的经验和方法,去把所有沟沟坎坎给填平了。你要让很多人自由地行走,我们能看到一样的风景,这是很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年轻人的这种判断力来自于哪里?
董卿:我们这个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今天的中国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社会就会孕育不一样的群体。我去美国上课,我有时候也选本科的课去听,我是要拿着这个(本子)记的,我听到身边是嗒嗒嗒的声音,只有我一个人还这样的,我不是不可以,可不知道为什么不习惯那样去记录。我就是习惯了,一旦认真起来就必须拿着本子。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不一样的群体,他们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
“ 媒体的使命就是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朗读者》最初也考虑过全名人阵容,后来为什么放弃了?
董卿:对,最早考虑的是全名人阵容。说句实话,明星可能有号召力,可真正大开大合,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还是在一些普通人身上。他们有着一种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命运,那种命运是特别触动你的。而作为明星,特别是年轻明星,他们相对来讲是比较一帆风顺的,他可能凭借自己比较好的天分啊,资质啊,上了艺术学院,当了演员。好多人,我都觉得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坎坷,可能也就是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曾经被别人轻视过孤立过,后来又怎么样,最多就是这样。可是人生的所谓生离死别,这四个字,我们在更多的素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在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之后所作出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而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这个就是让我们最后决定星素结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内心更倾向于普通人吗?
董卿:其实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名人,还是倾向于你有很真挚的感情和有一定的思想性。光有感情呢也不太够,因为这个世间不缺少眼泪而是缺少眼泪过后的态度,以及你从这次哭泣当中所体悟到的一些思想和一些成长。像徐静蕾读《奶奶的星星》,其实我要大家知道,所有活过的人到最后都化为了一颗星星,给现在还活着的人照个亮。还是希望有一些价值观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价值观的东西是出于你个人的责任感?
董卿:是有一点,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使命的,可能很多人现在对使命感这个词有点抵触,或者觉得不是什么褒义的词。这个词有错吗,每个人生来都有使命,只是有些人没有发现,或者没有一个机会,找到它。有些人很幸运找到了。媒体的使命就是影响力。我早就说过,你看了我的节目你也不能涨工资,你也不能换更大的房子,我也没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你对这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你觉得更好一些了,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更聪明一些了,我觉得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中国新闻周刊:《朗读者》播出后收到的反响超出你此前的预期了吗?
董卿:我原来以为会有一部分人喜欢,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喜欢。我后来也在想为什么,包括《中国诗词大会》,其实我觉得除了现在大家提到的对文化的渴望啊,对纯粹的文艺节目回归的认可啊,之外你还要看到一点就是,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还是《朗读者》,它还是有电视制作规律在其中的。《中国诗词大会》也很好看,但是它好看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参与者,我知道,从百人团选手的选拔,四个点评嘉宾的选拔,主持人定位,考题,赛制,场景,大屏幕,后期制作,每一个主持人和嘉宾提到的古诗词的出处,一定有标注。刚才康震老师说了句什么,从哪引的,什么出处,立刻屏幕上就会打出来,作者是谁,出自哪首诗或者词,你会发现它用心之良苦。
“文化本来就不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大家开始推崇像《朗读者》这样所谓的“清流综艺”,开始喜欢民谣歌手赵雷的《成都》,整个社会有一种“文艺复兴”的苗头,你怎么看?
董卿: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你去看现在阅读习惯比较好的国家,看它们的电视,能看到更多的访谈节目,当整个社会和国民的整体素质开始不断提高以后,人们势必会对我所说的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东西会有更多的兴趣。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朗读者》这样的热度能持续多久?
董卿:我也没有希望什么,因为文化本来就不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化雨的一个过程。我还是希望它持久,维持在一个温度上面,成为一种长久的陪伴。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人们对节目的追捧能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对阅读或者对知识本身的渴求?
董卿:这个不必去苛求,不必去苛求这个节目你看了立刻就爱读书了,但是也不乏这个可能。今天中午主持人开会,有人跟我说,我就去买《朱生豪情书》了。当然这也是个体的反应,很多人看完就看完了,但是在看的过程中你被感动到没有,你被触动到没有,你有思考吗,你有情感流露吗,哪怕只是宣泄,你有些简单的反应,我也跟着流泪了,好感动啊。这也是一种心灵的洗涤。
我觉得所谓的影响力不是强制力,你去买书看啊,你去看这书多棒啊,影响力是要看受众的个体跟你有多少的共鸣,有些共鸣点可能在情感上,他跟你呼应上了;有些可能在文字上,你唤起了他对文字的兴趣。我觉得能够让你读多少书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是说让你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看法,我对人有了新的看法,我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所认为的读书之意义所在吗?
董卿:所谓读书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更智慧地去看待这个世界。书肯定有更高的,更深的,随着你阅读的积累,你可以选择更深厚的一些读物,但是电视可能就是阅读的一个启蒙。我们现在出现的读本的难度和阅读相比它真的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但是这个初级阶段的读本对你有心灵启发,至于说它是不是深刻到了改变整个民族的阅读习惯,我觉得这个可不敢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朗读者》的定位其实不是文化或读书节目,它是一档情感节目?
董卿:我们绝不是一个读书节目,我始终都说,什么节目你背后都看不到人,这个节目一定不是成功的节目,它无法成为一个长久深入人心的节目。我一直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去看一台晚会,如果主持人在其中无所事事,主持人觉得这台晚会太轻松了,我就报个串联词一头一尾,这个晚会深刻不到哪里去的,因为它没有阐述出来它的思想。主持人是干吗用的,当然你可以只把他作为一个报幕的,一个串联的,但更多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导演的外化,导演的很多语言,很多思路,是需要一个人在舞台上把它转化出来的。我认为成功的节目,那个主持人一定在节目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实习生刘成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