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2017年5月刊
记者:苏荣
联系采访董卿是从2月开始的,两个多月里无数次调整采访时间:董卿在录制节目,然后是开会,然后是准备录制,接着又是一次次录制,经常是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指针不能停。记者到现场观看了一场节目录制,漫长的准备之后,下午两点钟开始。第一位嘉宾姚晨就录了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是维和部队的战士、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六组嘉宾,七八个小时过后作为观众已是疲累,台上的董卿却依然情绪饱满。那天录制结束是次日早晨7点钟!这样日以继夜的状态最长能持续两个星期。
下午6点钟。北京竞园艺术中心《朗读者》节目的后期机房。
董卿终于出现了。素颜,黑框眼镜,简净的白色针织衫,手指白皙而修长,与舞台上恍若两人,看上去像个舞蹈学院的年轻学生。此刻,与董卿面对面。她看起来瘦而疲倦,有人送来咖啡,她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因为“很久没有在早晨3点钟以前睡过觉了”,极度缺乏睡眠,无论喝多少咖啡,闭眼就能睡着。她的面前摊开着一个厚厚的大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从2016年2月到今天,《朗读者》从策划、立项到制作播出走过的所有足迹。
董卿说,濮存昕做完节目后给她发来一条信息:看一茎弱草,端举群山!这是舒婷的一句诗,也是很多人对董卿的感受。
采访当日,她的下班时间是凌晨4点钟,就在采访中,好几个会等着她开,门外的导演组和宣推组工作人员焦急地一再催促示意,董卿的目光偶尔瞟向门外,又很快收回,专心面对采访。
《朗读者》的舞台是一个辉煌的剧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高大的书架上是一排又一排精装书的书脊,旋转楼梯连通上下两层,楼梯扶手镂刻着精致的花纹,舞台中央的地板有黑白雕花,带着玻璃的质感将灯光反射上来。董卿在灯光聚焦中出场了,像一个女王,光彩照人,光耀全场。一个又一个的嘉宾来到她面前,讲述他们深藏心底的故事,朗读最能表现他们生命质感的文字。他们在流泪,观众在流泪,董卿也在流泪。眼泪代表一种真实的交付,那一刻,所有人的心在一个频度上跳动,因为从别人的生命里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在别人的成长中领悟到了自己的成长。董卿说:“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朗读者》。”
每一期节目都有一个主题词,采访的时候,节目刚播完九期,这九个主题词是: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第一次、眼泪、告别、勇气、家。
它们是九个坐标,每个人都能从中定位自己的生命节点。董卿也一样。所以,朗读董卿,就借用这九个主题词。
最好的遇见 导向最好的选择
《中国妇女》:你在节目中问濮存昕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见是谁,“没有这个人就没有濮存昕”,那么我也想问董卿,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见是谁?是什么样的遇见成就了今天的你?
董卿:我很有幸遇见了我的父母,这是人生最初也是最奇妙的遇见,因为无法选择。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想到做《朗读者》这个节目?我想既有我这20年的职业积累,也有我成为主持人之前父母养育我那20年的积累。是他们让我变成了一个对文字有亲近感的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家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读书。我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妈妈是高三物理老师,她要备课;爸爸一直做文字工作,他写稿子。家里的书房不大,他们俩共用一个书桌。而我都不记得自己在哪里做作业了,可能是几个方凳子拼成一个小桌。晚饭后,一家人各占一角,各看各的书。
如果不是拥有这样一个家庭,我可能不会对书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父母对我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甚至在职业的十字路口迷茫的时刻,我第一时间会选择返回学校读书。1999年在上海卫视,节目和环境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在想自己该做些什么,最后选择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修班;2013年,我第一次觉得上台不那么兴奋了,而我本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舞台享受工作的人。一个声音出现了:再这么做下去,就是无止境的重复,无止境的重复就是一种退步。我知道需要改变了,于是选择去美国读书,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成长的可能。
《中国妇女》:结果呢?这样的选择让你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董卿:我变得更坚强了。毕竟是离开了驾轻就熟的岗位,离开了从来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生活,离开了熟悉的国家和城市。40岁回到学生生活,突然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应付不来了,做功课、找资料……刚开始我会完不成,还不如一个年龄只有我一半的孩子做得好。而我在国内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完不成的事情了。这件事刺激了我。除了学习,还有太多琐碎事,每天吃什么喝什么怎么买菜怎么做饭,租的房子下水道堵了找谁修……毫无疑问我遇到了一个个新的挑战。当一次次由失望到绝望的时候,人是在经历化蛹为蝶的蜕变。你觉得这本书两天根本看不完,那么能看多少看多少。不让自己情绪化,与其犯愁、咬牙切齿,不如实际地做事情。什么事情想清楚之后,付出行动是最重要的。
以勇气开始的第一次 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中国妇女》:你在节目中说,“第一次”意味着成长,“第一次”需要勇气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做制作人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第一次”,是不是也像徐静蕾在节目里形容自己第一次当导演,是“由家里的老小变老大”的感觉?
董卿:我原来以为做一个节目准备几个月就能上马,但《朗读者》从开策划会,写策划方案,再汇报到频道、台编委会,再经过各级审查,立项,组建团队,寻找投资方与合作公司……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全部需要时间来落实,我要一个个面谈。我是个路痴,现在去中央电视台新台都会迷路,但里面的咖啡馆、茶室,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最初没有办公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人来人往的茶室里完成各种见面各种谈话的。我从冬天谈到春天,从春天谈到夏天,眼看又到冬天了,好多事都没有确定。比如招兵买马,已经决定加入的人,因为节目迟迟不能开始又离开了,我只好重新招人。约谈广告客户,不少人纯粹是围观,我说得口干舌燥,人家听一听看一看,最后说咱俩合个影吧。
不记得说了多少回了,我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跟人讲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对方听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我离目标真的更近一步了吗?台领导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们说,董卿这事你一定得做。可一切都是未知,我越来越焦虑。
终于到了2016年11月,北汽的赞助渐渐明确。然而,等我们12月决定录制的时候,老外的灯光师和导摄团队因为拖得太久不愿意来了。之前联系的演播室也没有了,年底各种晚会各种节目录像,没有一个演播室是可用的。而1月8日的录制时间不能改,因为和投资方签了合同,他们2月18日必须要见节目。舞美公司说,你们设计的这个舞台没有45天根本拿不下来,看不到演播室就定不了尺寸,供应商要回去过年了,再不定连工人都没有了!
还记得找到演播室那天,舞美公司把半个建材市场都搬来了,大厅里铺了个满满当当。我就跪在地上一边一样一样挑选,一边悬着心,害怕自己看走眼了最后舞台不好看。英国的舞台设计师过不来,只能通过邮件联系,因为时差,没时间等,我干脆硬着头皮,凭这些年仅有的装修自己家的经验琢磨。
好不容易舞台搭好,要录制了,再去找嘉宾,发现原来谈的都不作数了。有的方案都做好,读本也选好了,突然说有别的安排来不了,真让人欲哭无泪。这一年,我的白头发一根一根地长。
《中国妇女》:你是否想过,你为节目焦虑的一切是你当主持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操心的?
董卿:当主持人我最多时一年做过123场节目,两三天就是一场。做《欢乐中国行》,每周一个城市,五年我走了两百多个城市。我觉得骄傲的是,我没有一丁点儿偷懒,无论累成什么样,也要把词背得滚瓜烂熟说得漂亮、笃定,那是我要的状态。其实凭我的记忆力,一台晚会七八页稿纸的台词,我一个小时就能搞定,还让你看不出破绽,但是我自己过不去。我没法满足于别人给我写稿子,我一定会自己改。到后来,如果哪个撰稿人的稿子几乎没被我改,会感到特别荣耀,因为这意味着达到了一种标准。
《中国妇女》:做制作人,就不仅仅是把词儿改好上台说得漂亮就行了,整个流程方方面面都要关注。
董卿:对,这是我有时候会害怕的。原来别人交给我一篇稿子,我可以花一整天在书房里磨反复修改。但现在磨自己稿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录制前的那个晚上,我会告诉大家别来找我,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其实他们放我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回去一动不动坐在桌前,一抬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中国妇女》:第四集的主题词是“礼物”,其实《朗读者》这个节目对你来说,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巨大的礼物。
董卿:是,我觉得这是我送给自己4字头的这个年龄的礼物。因为主持人做到后来,玻璃天花板是很难突破的,我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挺幸运的。这个礼物让我格外勇敢,也格外畏惧,害怕自己力不从心,害怕距离目标还太远。
告别之后眼泪 流得比前十年都多
《中国妇女》:“眼泪”是另一期节目的主题词。我们看到你在节目中多次因感动落泪,那么在节目之外你会因为什么事流泪?尤其是在一年多的节目筹备中,你哭过吗?
董卿:肯定哭过,而且是经常。这两年我哭的次数比我过去十年加起来还要多。过去十年,因为终于有一个可以施展的舞台了,干得特别来劲,忙到根本没有时间去伤感。去美国前的一个月我在恶补英语。当时我已经不再接台里的任何工作,因为访学报告已经批了。那一个月,我经常晚上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地上流泪——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连凳子都坐不住,非要坐在地上才最踏实。我感到恐慌,是我知道我放掉了什么,却根本看不见会得到什么。而且我放掉的是很多人认为最不该放掉的东西。他们说,你主持人干得好好的,干吗啊?
《中国妇女》:这其实是你的告别?
董卿:是的,是对之前的舞台,对过去的告别吧。我一边哭一边想,我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回不到那个台上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哪个节目的本子交给我,大家叫着卿儿,或卿姐、董老师说他们需要我了……那种感觉像小孩子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一个礼物,心如刀绞。
后来做《朗读者》,哭得更多,经常眼看着事情要成了,结果又不成,一次又一次,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呢!一个人坐在地上哭,哭完继续干。
和家人是一种 特殊的陪伴
《中国妇女》:第二期的主题词是“陪伴”,以你的工作节奏,对家人的陪伴肯定是不够的,你以什么方式弥补呢?
董卿:2015年春节过后,我忙完了春晚、第一季《中国诗词大会》和第二季《挑战不可能》之后,我爸说好好休息一下吧,家里老的小的,都需要你陪陪。我说是是是,行行行,等我写完《朗读者》的策划方案就休息。再后来我说,等我们通过了立项就休息,等我……就这样一直推,推到他们觉得遥遥无期。
二十多年来,陪伴一直是缺失的,我父母已经习惯这种缺失了。他们以观众的方式陪伴我,是我最忠实最清醒的观众。每次节目结束我给妈妈打电话,她已经敏感到只听我说一声“喂”,就知道我今天节目录得怎么样。知女莫若母,她能看到我的点滴进步和能达到的高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陪伴。
我在节目里好几次热泪盈眶,其中有一次是麦家说到他跟儿子相处小心翼翼,我真是感同身受。每次我问父母,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合适,怕我是不是在录像?担心我是不是在睡觉?父母连给你打电话都变得小心翼翼前思后想,他们在心底反复掂量着跟你的相处。似乎近在眼前,其实远在天边,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会觉得特别难过。
我做《朗读者》父母是有想法的,他们说,你做主持人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达到的高度是在你念书的时候我们想都没敢想的,现在再做这个节目,看上去挺难的,你还有这个精力吗?你要牺牲多少给孩子的时间?
《中国妇女》:是啊,妈妈总不在身边,你会不会担心给孩子造成缺失?
董卿:我是希望孩子懂事后能明白妈妈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起到榜样的作用,一个人为了做成一件事必须要有所舍弃。但我也尽我所能,两三周回上海陪伴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看孩子的照片和视频,那是我每次入睡前眼睛里最后一个画面……
《中国妇女》:如果你作为《朗读者》的嘉宾,你会选择朗读哪篇文字?
董卿:太多了。我想要是讲我和父母的故事,我会读《红楼梦》,献给我妈妈。她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她虽然是理科生,但特别喜欢读小说,所有我书单里的小说类作品都是她开的,她是第一个让我翻开《红楼梦》的人,而且她七十多岁了,还在时不时读读《红楼梦》;要是献给自己的成长,我会读最喜欢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要是献给爱情呢,我可能会读《安娜·卡列尼娜》,因为我很爱托尔斯泰,很爱俄罗斯文学。
《中国妇女》:最后一个问题,你自己如何看待《朗读者》这个节目?
董卿:这个节目做得很辛苦,但我没什么好抱怨的,相反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为中国电视做一点点事情,为观众做一点点事情。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们何德何能让那么多重量级嘉宾坐在演播室里落泪,让那么多观众坐在电视机前陪着我们落泪。还有好多人去朗读亭,不惜排九个小时的队,这是对《朗读者》多大的信任!我们顺应大家情感倾诉的需求搭建了一个平台,能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时代做一点点事情,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本刊记者张会娜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