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2005.04.08
本报记者/洪伟成 本报实习生/韩璟
十年前，央视春节晚会，还在东方电视台的董卿只是上海分场负责催场的工作人员；十年后，央视春节晚会，董卿已成了主持。随即，她又一举夺得全国电视最佳女主持人、最佳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的称号，家喻户晓。
昨天，记者辗转联系上董卿。在长长的电话交谈中，看到了光环背后的另一个董卿。
话说理想：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经历了入行两年的冷板凳，《相约星期六》的红火，到上海东方卫视后的落差，央视西部频道的平淡，再到成功主持春晚后的扬名，董卿常常会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做出让朋友大吃一惊的决定。她的事业发展像是走一条高高低低的山路，一路行来甘苦自知。
记者：你的十年主持人生涯中有很多曲折。你当年为什么放弃《相约星期六》收视率那么高的节目，跳槽到刚刚成立的上海东方卫视？
董卿：我在1995年进东方电视台后有两年是没有节目做的。直到1998年主持《相约星期六》后才开始感受走红的滋味。做了半年后上海东方卫视成立，我觉得这是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就跳了过去，结果一看就傻了，台里全在搞节目重组，没有事情可做。这样闲了半年后，就去华师大念古典文学专业，在这两年里用读书来充实自己。
记者：2001年你获得了“金话筒奖”，在事业发展一片看好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离开上海，到央视西部频道去发展？
董卿：2001年，我在上海、北京两头跑了一年，发现无法两头兼顾。2002年，我终于下定决心。西部频道虽然不是一个主流频道，但中央台对每一个做电视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制高点。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发展，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我的性格就是喜欢挑战、喜欢新鲜事物。另外，我也看到了自身危机的存在：我在上海已经工作了8年，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有一个熟悉的生活圈子，我的发展前景似乎到头了。所以，我决心要改变。
记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你这样一次次放弃自己所得到的，一次次选择从零开始？
董卿：任何事情都好像是一个抛物线，慢慢上升到顶点之后又慢慢回落。当你选择一个新的机遇、新的事物时，就会随着这个新环境慢慢上升。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很难判断好坏的，因为此时看到的往往都是失去的，看不到你所能得到的。我很欣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理想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话说同行：最欣赏杨澜的得体
曾和董卿共事过的主持人曹可凡告诉记者，董卿去了北京后，圈内人对于董卿的业务和为人处世评价颇高。这种来自同行的认可，部分缘于董卿对自己清晰的定位。
记者：似乎上海的女主持人跑到北京，发展得都比较成功。除了机遇之外，你觉得你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董卿：和晶也好，欧阳夏丹也好，她们都很优秀。我想刻苦、努力、愿意挑战自我，是我们的共性。至于个性，可能我更文艺化一些。一个人主持节目久了，会带有那个节目的特点。
记者：你最欣赏的女主持人是谁？你之所以成为董卿，和其他女主持人不同的个人风格在哪里？
董卿：我非常欣赏杨澜，她在什么状态和环境中都始终如一，总是那么得体，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失态。还有倪萍，她所达到的高度是后来者很难超越的。每一个人本身就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不需要刻意区别。只要把你身上最具特点的东西展示出来，就是你的个人风格。我的个性可能就在于把知性和感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话说自己：爱情可遇不可求
生活中的董卿不像她在工作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她说自己也会为电影中的人物感动，会因为种种不开心的事流泪，渴望一段美好的感情。
记者：你曾经说过，如果把你放在一个荒岛上，你会带三样东西：书，种子和一个爱你的人。这说明，爱情虽然在你心目中只是第三位，但你还是向往感情生活的，这样理解对吗？
董卿：每个人都渴望幸福的感情生活。平时不觉得，当你遇到麻烦、生病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想，有个人照顾自己该多好啊！我一点儿都不隐瞒自己对情感的渴望，希望有那么一个人来分担自己的快乐与哀愁。但感情不同于工作，只要你百分之百地投入了，努力了，就会有回报；感情可遇不可求，只能顺其自然。如果不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上合适的人，你使多大劲儿也没用。
记者：在生活中你一般是什么状态？也像镜头前那么从容吗？
董卿：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很容易被感动。一部好的电影、一首好的歌曲、一幅好画、一篇好文章，都会让我感动。我觉得做主持人应该有一些敏感度，这样才能敏锐感受现场的细微气氛和观众的反应变化。正因为这种敏感，我感受到的痛苦、压力和孤单，就可能是常人的两倍甚至更多。
记者：主持完今年的春晚，你回住地一个人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当时心里什么滋味？
董卿：从接到春晚通知到晚会正式开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件事情中。虽然忙碌、紧张，但也很充实。零点钟声过后，眼看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我问朱军、周涛和李咏，晚会完了你有什么安排？结果他们有的回家，有的去度假。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一种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觉得那么多的人，努力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一个人要去面对，我有一点点害怕。结果回到家也没这么可怕，就觉得快饿死了。吃完东西看春晚重播，然后倒头睡觉。
话说父母：教我学会“坚持”
董卿从小就在父母的引导下读书、做家务、利用假期打工。在董卿看来，正是这种教育方式让她学会用书来充实自己，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
记者：你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爱好诗书。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你后来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董卿：家庭对于我的影响深远。回过头来看，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在我每一次放弃过去、选择未来时，父母永远都是为孩子着想，给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虽然父母没有让我过上什么富足的生活，但却教给了我很多让我一辈子受用的东西，例如对书籍的热爱。每年寒暑假，母亲都会给我开书单，上面全是《红楼梦》、《基度山伯爵》、《简爱》、《茶花女》这样的世界名著。一本书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我总能读完。有时读得实在太快，母亲会因怀疑而抽查我，找出名著中的某一章节，让我说说其中的人物关系。我的记性特别好，总能对答如流。
记者：你父母培养你热爱读书，在你以后的生活中对你有帮助吗？
董卿：读书让人学会思考。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周围的女同学个个都很出色，我上形体课差不多有半年找不到感觉。那种自卑感困扰了我很久，是读书给了我力量。我记得《人生》那篇小说里，作家莫泊桑说过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我们想像得那样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像得那样糟糕。无论是好的时候，还是糟糕的时候，都一定要坚强。有了自信以后，我仿佛是破茧而出，形体和台词训练也渐入佳境，开始获奖学金了。
记者：你一直是一个人在外打拼自己的事业，这种独立的性格和父母的教导有关吗？
董卿：我父母认为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高中以后每个寒暑假，我都出去打工。有一个暑假去宾馆打工，第一天就要求我上午打扫十间客房。我的衬衣背后全湿透了，脸上全是汗，就这样一个上午才打扫了两间。我父亲来看我，问我第一次上班干得怎样，我一见到他就哭了，说不想干了。父亲说，做不完没关系，关键是坚持做下去。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我最大的精神动力。